我们家兄弟姐妹不少，爸爸是老估衣街的买卖人，文革中没少挨批斗，其实我们做的就是个小生意，父亲很本分，一辈子都教我们不要弄虚作假，不要借钱过日子，时代不同了，他要是知道现在的小青年全都跟银行贷款买房子，准得把头摇得拨浪鼓儿似的。我们兄弟姐妹几个，感情特别好，不像你上期写的那个人的故事，娘家人这么没有人情味。但生活真的就是有一缺就有一补。你看我娘家好，但自己的命运就特别差。
我中学毕业后插队，干的都是地里的苦活累活儿。干了一年，好不容易挣了三十三块钱，想给家里寄去贴补家用，结果呢？还给寄丢了。那时候思想简单，队里让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为了赶产量，割麦子能割得掉到水沟里去。
回城的时候，我已经是个大姑娘了。被分到公交公司当司机，每天早上4点出车，我半夜3点就要爬起来去赶班车，班车就那一趟，过去就没了。公司在郊区，错过了班车班就没法上了。从那开始，我就再没睡过整宿觉，刚闭上眼，就觉得该起了，老怕错过时间，夜里3点，无论多冷，都得起来，别提多辛苦了。
想要成个家，但是婚事上却一直都不顺。32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在事业单位上班的王全，交往了一年，我们就结婚了。对于他，我说不上很满意，但也没什么不满意。
我其实是个对爱情、对婚姻美满，抱有很多幻想的人。他人老实，也很内向，凡事中规中矩的，我以为，这辈子跟着他，至少能落个平安吧，想不到，他却把我给折腾坏了。我太累了阿莱，现在即使是跟你一起回忆当年，我都觉得苦，怎么那么苦啊。
结婚刚三个月的时候，发现他总是头疼，还老吐，开始时以为是感冒，就去治。结果治来治去怎么治都不见好，我们才想到会不会是别的。照完相出来，大夫就说了，是猪肉囊虫进了脑子，而且进脑子的部位还非常深，没法手术。王全当年在内蒙古插队，当地的人吃肉都是随便杀一头猪来吃，那年头根本不懂得检疫，也没有人检疫。和他一起插队的另外两个知青后来也都被查出了这个病。有一个也挺厉害的，总闹痉挛，是不是还活着我不知道。
回过头来说王全，他查出这个病的时候，我已经怀孕了。
我刚才说了，从结婚我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。
怀孕，再加上王全的病，还有我的这个要命的班，你就能想象我有多累，多操心。但那时候至少王全的一切还能自理，虽然囊虫侵蚀脑子，记忆力什么的都有所下降，经常忘事，但至少，还能骑着自行车到单位去上班。那些年，也多亏了我妈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帮衬着我，王全没有妈妈，只有一个姐姐和爹，我除了把孩子交给我妈，再没别的选择。
说到孩子，我这些年对于孩子的亏欠就太大了，真的阿莱，你也是妈妈，天下有哪个妈妈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受苦呢？何况那时女儿才这么小。
再后来，王全那边的情况就越来越不稳定，有时头一疼起来，就在路口抽上了，吐白沫，把脑袋往墙上撞。路人把他送到派出所，警察就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领人，我去了，看到王全的样子眼泪都流干了。把他领回家，里外洗干净，明天却不知道会不会又倒在路边人事不省。像这样的状况，单位里也不可能再用他了，让他歇班。
我每天下班回家，都会看到一个疼得龇牙咧嘴的男人翻滚在床上，孩子是顾不上的，不在我这，在我妈那儿。他疼，我也疼。以前开公交车可不是个轻松活，都是大
柴油车，开一天下来，鼻子都被煤烟给熏黑了。我就盼着下班回家能有口热水，饿了哪怕能有口粥喝，这要求高吗？不高，但直到今天也实现不了，这恐怕就是我的命吧。
